69年前，重庆自行修建的一条下水道系统，在此之前，中国仅有的两条现代意义上的下水道系统，均系外来入侵人员修建。而这条中国人自己第一次大规模建设的系统化下水道工程，在重庆诞生，成为那个时代里程碑式的下水道管网工程。

抗战开始后，各国使馆、领馆迁至山城，不少外国新闻记者、援华人士等外籍人士也移居重庆，他们对重庆的城市现状特别是城市卫生问题提出了不少的批评意见，缺乏现代化下水道是其中的焦点问题。这也使得该问题在当时一度呈现所谓的“国际化”趋势。重庆旧式下水道设于清朝乾隆年间，是根据传统的街沟和阴沟改造而成。抗战时期，这些旧式下水道遭遇日机轰炸，早已陷入瘫痪。史料记载，当时的重庆“旧有沟渠，几无轨迹之可循，天雨则污浊四溢，泛滥成灾，天晴则秽气薰蒸，流为疫痢，此新型下水道之创修，诚有不可一日或缓也。”因此，抗战胜利后，当时的重庆市政府将下水道工程与两江大桥、北区干路一起，列为城市建设的三大首要工程之一。

1946年10月，下水道工程成为抗战胜利后，重庆第一个大型市政建设工程。在当时，这是一项国内没有任何先例也没有任何经验的大型工程。

为建好这条真正意义上中国人的下水道，当时的重庆市政府下了血本。早在1944年2月，当局就派出由卫生署、工务局、卫生局等抽调的技术人员，组成重庆市卫生建设设计测量队，负责办理下水道测量及设计事宜，并研究垃圾粪便处理办法。1945年1月，当局聘请有着40多年经验的美国市政专家毛理尔作为顾问，并专门成立了下水道工程处，处长由罗竟忠担任，副处长由张人隽担任。

当年重庆缺乏常年降雨量的数据，工程处就借鉴了降雨情况非常接近的上海的统计数据，并参考了北碚的数据。在此基础上确定了重庆下水道系统的最高流速（每秒4公尺）与最低流速（每秒0.6公尺）、最大坡度（25%）与最低坡度（3 ）、进水时间（5分钟）等技术标准。由于重庆地势起伏较大，全市的下水道不易联为一个整体。因此，工程处将渝中半岛从朝天门到菜园坝、牛角沱一带分为18个区，每个区修建1—2条干管，辅以支线，自成系统。“至今查阅当年的史料，仍能感受到施工人员对细节的精益求精。”王辉坦言，这是一项“良心工程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年的下水道建设，还考虑了原有地下设施的统筹协调和系统性。施工前，工程处专门致函当时的交通部重庆电信局、电力公司、自来水厂，请求协助。各机关也派出工作人员临场，利用机会将原有的地下设施如电话线、自来水管、地下电线等加以整理。